編者按：民國時期，錢幣收藏大家輩出，如張叔馴、羅伯昭、陳仁濤、孫鼎、沈子槎等都聲望頗高，家底殷實，其收藏的錢幣放諸今日，早已是眾人追逐的標杆藏品。但是對於出身窮苦的人，能成為收藏大家的屈指可數，而戴葆庭便是其中之一，他出身草根，歷經坎坷，涉足泉界之後，更是創造了眾多傳奇事蹟，足載入泉界史冊。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錢幣界先後在江浙、京津、遼東、四川等地掀起集藏、研究熱潮，但多規模較小，且持續時間較短。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中心成立的中國泉幣學社以其大規模、時間長、活動規範、人員陣容強大，成為最具權威的泉幣研究社團。泉社誕生了一批錢幣收藏大家，其中最有影響力者數戴葆庭，有“南戴(葆庭)北駱(澤民)”之稱。
一般來說，稱得上收藏家的家底自是不會少，民國錢幣收藏家中張叔馴、羅伯昭、陳仁濤、孫鼎、沈子槎等都是資本家或實業家，像戴葆庭這樣窮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談得上收藏家的寥若晨星。但正是草根出身、伙計經歷，他靠著自己勤奮好學、自強不息，造就了一身“識錢”的本領。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泉幣界因他的涉足，隨著其時上海灘誕生的無數傳奇而永載泉幣學的史冊。
早期收藏經歷
戴葆庭，字足齋，浙江紹興蘭亭人，以精鑑定而聞名於錢幣界。在戴志強追憶父親的文章中，提到戴葆庭“11歲便到米店當起了伙計”。俗話說窮人孩子早當家，“十三四歲，往外一丟。”舊時很多的成功者，都有過學徒的經歷，學徒的艱辛為戴氏培養吃苦耐勞的精神、懂得經營營生之道，開始了社會實踐的第一堂課。
戴先生自小便愛好收藏，尤愛古錢，25歲起開始學著串街走巷的貨郎，掛著旗字，旗上刻印古錢對應多少錢，相當於現在的廣告牌，老少一看就明白，會翻箱倒櫃把自己家的古錢折現。為了收集古錢，戴氏挑著擔子常年露宿在外，衣食住行全在自己肩上挑著的擔子裡，擔前挑著古錢圖書和被褥衣服，後挑吃飯的傢伙、鍋碗等。
走街串巷近乎“貨郎”的行為，完成了他錢幣人生的第一步，積累了第一手的資料和經驗，從小伙計到“貨郎”，學徒的經歷培養了他謙恭的人品；“貨郎”實踐豐富了他在一線“鏟地皮”的實戰經歷，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邊幹邊學的方法磨礪並成就了他。
戴先生早年讀過兩年私塾，為其自學成才奠定良好基礎。他肯學習，這不是一般“地皮客”所具備的。帶著書籍和古錢圖樣去收“貨”的學習方法，可謂學以致用、理論聯繫實際，把學習的課堂搬到生活中去的典型範例了。機會多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雖常年在外吃盡苦頭，每每收到古錢還是讓先生很是鼓舞欣慰，這樣生活十年如一日，日積月累……長期的學習摸索中堅定他“與錢為生”的生活志向。
從今天來看他的足跡可謂遍及大半個中國有北京、天津、江蘇、浙江、江西、河南、陝西、山東、廣東一帶，長期奮戰在實踐第一線，1925年先生在江西鄉下“逮到”泉界人士無一不嚮往的“大齊通寶”，歷史記載只有兩枚，一枚曾藏於錢幣收藏家戴熙處，太平軍攻破浙江時戴氏怀揣寶貝投身錢塘江便自此消失。戴葆庭得此錢以500塊大洋轉讓錢幣大收藏家張叔馴，當時的500大洋可維繫一般家庭兩到三年的家庭開支，張叔馴得此錢尤為喜愛，秘不示人，並因此取室名“齊齋”，這段佳話廣為流傳。
因其勤奮耐勞，尋錢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壽泉集拓戊集》中，戴自序“因得朋友之信用。民國九年，董君弢廠，邀餘同搜古泉，是為正式集泉之始。餘尤不畏艱苦，好涉遠程… …頻年所獲，珍品奇泉，止前千百，半歸齊齋。故奇齋所藏首選，多為餘所讓渡”。戴氏豐富的鑑定經驗，獨到的眼力；所得珍稀錢幣甚多，早期為齊齋主人張叔馴的主要供貨商，可見其眼力非一般泉商所能及。即使後來生意做得很大，戴先生一有時間就跑到鄉下收錢，可見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戴先生潛心錢幣學問的同時，謙虛待人。人緣好肯幫忙，經常無償地和朋友同道共享資源。彭信威著述《中國貨幣史》期間多次來店，與戴討論相關事宜，戴為其著述提供大量資料。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初版序言中敘述：“在錢幣學方面，得益於上海許多錢幣學家和錢幣收藏家……戴葆庭先生，曾以中國和日本的許多錢譜和刊物供我參考，我也在這里謝謝他們。”
戴葆庭還曾幫助丁福保編《歷代古錢圖說》，裡面涉及的古錢丁請戴為其鑑定。不僅如此，戴君在治學態度上無資歷輩分之分，不計名利。在錢幣學家王貴忱的文章《記戴葆庭先生一通手札》如是記，王初涉泉學，經駱澤明介紹向戴君學習，因不在一地，多以書信聯繫，請教泉幣真偽；信札記， “我在南方，對於北方這先秦貨幣經手不多。所以較為生疏，拓本存得亦甚少。前次所奉幾紙，微不足道……(一)京一釿，製作完全不合，系翻沙偽作……(八)三孔’文雁鄉’十二銖，只發現一品，系方氏舊藏。”此為
先生提攜後學、言傳身教之舉。
人脈即錢脈的經營之道
早期的收藏經歷和知識積累，為戴葆庭的泉學生涯奠定了廣泛的人脈和錢脈，他廣交藏友，人緣好，肯為泉友經營交流作貢獻；講經營之道，以學術研究和誠信之道切入經營，在他身上體現了人脈即是錢脈的經營之道。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抗戰勝利，戴葆庭定居滬上，初始在廣州路擺攤收錢，恰逢特殊環境，有錢人紛紛避難來到上海，閒來無事逛古玩的人多，戴想到開設茶社，品茗聊泉，在其時大受歡迎，這套經營理念依然適用於當下，後在上海福州路開設源昌銀號。 1940年，中國泉幣學社成立，作為成立創始會員之一，先生擔任泉社會計一職，認真地履行本職事務外，還勤奮奔波於泉社的一些雜務。
據泉社例會記錄，“1940年全年54次例會中葆庭最為勤，雖風雨未嚐一次間斷。”古玩行里需要這樣的勤快人，泉幣界也一樣如此。除了日常社務外，泉社北京分會的成立，也是在他積極奔走南北中才得以形成。學社的發展、壯大過程中，社員由原來的長三角地區，輻源擴散至北京、天津、廣州、河南、陝西等地，其中戴葆庭起到很大的作用。作為泉商他奔走各地，結識這些領域的人多且精，粗略統計下，經他介紹社員的分佈較廣來自上海、杭州、北京、河南、濟南等地，豐富的人脈資源為其拓展業務提供了便利條件。
除了自身成長、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脈絡外，先生還較早意識到廣告的效應，可謂理念先進，意識超前。其所創之“源昌銀號”廣告散見於《泉幣》雜誌，《泉幣》雜誌為先生的經營搭起了一個平台的同時，先生也通過在泉社的活動和交流，在高端收藏家和底層經營者間起到了橋樑作用，即當下的“經紀人”。一方面與張叔馴、鄭師許、彭信威等錢幣學家交往頻繁，為同仁所尊重；另一方面與諸位大藏家羅伯昭、張叔馴、孫鼎、沈子槎關係甚好，每每購買珍錢，多請戴君鑑定或從其處轉讓。
在戴先生為泉友經營交流作貢獻、生意和學問經營中，還少不了家人的幫助，夫人沈燕三(光楣)、胞弟戴葆湘的協助。夫人幾十年追隨先生耳濡目染，深得錢幣學問之精髓。尤擅拓古錢，業界對其所拓錢幣拓本無不稱讚，夫人心思細膩手巧，錢幣拓本多墨色均勻、深淺得當。 1943年1月入中國泉幣學社，為當時僅有的幾位女社員之一。
胞弟戴葆湘，受到兄長影響，開始集藏、研究錢幣，尤愛太平天國錢幣，圈裡最早收集者。他曾因家中困難，急需500大洋，將心愛之物太平天國錢幣轉讓給馬定祥。據當時一起收購這批錢幣的馬定方回憶，他和哥哥馬定祥一起到戴家，當時先生心是萬分不捨，但是迫於急用，且轉給馬定祥也是為這批錢找到了好的去處。
從“地皮客”到錢幣學家
作為泉商他奔走各地，故過手之錢幣如雲，多在《泉幣》雜誌，出品門刊二至三泉，附圖並進行專業描述，根據自身鑑定經驗，對比同時期鑄幣版本之差異、錢幣來源地、出土、泉幣交易價格及歸屬情況。曾在第7期出品門“至和重寶，餘弟葆湘獲自河南臨汝。製作精美，文字闊大，與常用品異，背坊背虢等錢，頗想近視錢舊譜未見，近發現銅鐵兩品，鑄者初為陶心如君所獲，後歸舊雨樓，現藏綠雪館，銅為北平李慶裕所獲，現流失海外矣……”短短文字描述，涵括了泉幣版式、來源地、流傳情況等重要信息。除了精通中國各時期古幣外，他對於外國鑄幣也有一定程度研究，曾在《泉幣》出品日本錢幣“築前通寶當百”。
戴先生從店員伙計做到後來的泉幣藏家，從早期辛勤的“地皮客”到經營有道、學有所成的泉學家，可謂泉界的傳奇人物。先生一生為“錢”，但並不為錢所累，治學、為人的同時，還時常慷慨解囊，《泉幣》32期順利出版即有賴於先生的經濟贊助。他的著述不僅僅在當時具有權威和代表性，一些觀點一直沿用至今。
在唐石父文章《錢範點滴》一文中，借鑒先生觀點“蓋鐵母為鑄造鐵錢之印母，當非試範”之說，佐證文章。先生一生專心研究古錢，把玩、鑑賞、翻閱錢譜、撰寫錢幣著述筆耕不斷，著有《足齋泉拓》、《珍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錢幣珍品》，一直為研究古錢必備的工具書，文章散見於《古泉學》、《泉幣》、《新光郵幣雜誌》等期刊。 (鄭中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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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6-09-18 首席收藏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