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度很高的偽法幣(右)和作為原料的特殊紙張
首席收藏訊北京時間9月18日消息，今年是“九一八事變”爆發85週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藉口，炮轟瀋陽北大營。次日，日軍侵占瀋陽，又陸續侵占了東北三省。為進一步挑起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7月7日，日軍又利用類似手段發動七七事變，正式拉開了全面抗日戰爭的序幕。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裡，中國不僅需要抵擋擁有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還要防備來自各個領域的“陰招”，其中，曾有專家學者指出，日本曾在二戰期間秘密印製大量假鈔，意圖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印製巨額偽幣“真假難分”
據環球時報稱，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依靠武力脅迫發行的“軍票”在中國許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軍在華物資採購時阻力很大。為改變這一狀況，日本陸軍提出“通過偽鈔破壞法幣工作”的計劃。據日軍秘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原工作人員伴繁雄所著《陸軍登戶研究所的真空》一書稱，作為對華“經濟謀略”的一個環節，日本陸軍將製造偽鈔當做一項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製定“對華經濟謀略計劃”，目的是“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繼而攪亂中國國內經濟，毀壞蔣政權的經濟能力”。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部門被稱為“松機關”，總部設在上海，分部或活動據點設在便於蒐集情報的要害地區。 “松機關”同時還負責偽鈔在中國的流通工作。 “松機關”負責人由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任，但實際負責事務的是受陸軍委託的企業家阪田誠盛。阪田為使偽鈔在上海流通，不但與上海青幫頭目的女兒結婚，還將“松機關”總部設於蔣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製造偽鈔工作稱為“杉工作”，由登戶研究所具體負責。必要時，登戶研究所還能以政府大臣名義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間企業印製偽鈔。負責實施此項絕密計劃的是登戶研究所第3科科長山本主計少佐。第3科利用從德國購買的高性能印刷設備，經過多次試制和試行失敗之後，於1940年製造出逼真偽鈔，開始小批量偽造法幣，並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松機關”。
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佔領香港，迅速將被扣押在此的多台印鈔機運至登戶研究所，大量印製偽法幣。據曾在印刷廠工作的大島康弘回憶，由於仿製逼真度很高，“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偽鈔之分”。當時預計日產量達10萬張，面額相當於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約10%。負責將偽鈔每月2次通過海上運到上海的則是在戰爭期間共培養了2131名間諜的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畢業生。
據稱，登戶研究所在戰爭期間共印製了金額達40億元的偽法幣，相當於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初期2至3年的軍費總和，對中國經濟市場造成嚴重傷害。在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看來，第3科製造的偽法幣不僅可擾亂中國經濟，還能扶持汪偽政權和培養收買親日分子，同時為日本陸軍購買軍需和戰略物資，甚至支付日軍士兵的生活費。
雖然日本陸軍在1942年通過印製最高面值為5元和10元的偽法幣一時獲得了巨大“成果”，但後來美英通過空投，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萬元的法幣，使偽法幣漸漸失去作用，日本陸軍的對華經濟戰宣告失敗。
歷史罪證險些被銷毀
1944年以後，由於頻繁遭到美軍戰機轟炸，登戶研究所不得不將第1科、第2科和第3科分別疏散。當時，第1科和第2科被疏散至長野縣伊那地區，第3科被疏散至福井縣武生市。因為缺乏原材料，第3科只好藉用加藤造紙廠來製紙。但印刷工廠半數器材和技術人員當時均被疏散，加藤造紙廠內新建設施推進緩慢，器材安裝也不到位，第3科到戰爭結束再也沒有印出一張偽鈔。
由於利用國家權力偽造他國貨幣是違法行為，日本戰敗後為銷毀證據，將登戶研究所第3科假幣印刷廠的設備和資料全部燒毀，並嚴禁原職員說出真相，加之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該研究所舊址修建新的大學校園，令歷史留下一段空白。 《朝日新聞》稱，2006年，巴川造紙廠製作完成企業史料。
時任該企業常務總監吉田宏光稱，編纂史料的目的是“將曾是歷史空白的戰爭期間的活動公開”。即將退休的吉田擔心“偶然發現的珍貴史料會因自己退休而遺失”，在明治大學的詢問下，吉田將這些史料向對方公開。 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學開設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向民眾公開日軍戰敗時證據被毀的秘密活動痕跡，並將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題定為“紙與戰爭——登戶研究所與氫氣球炸彈和偽鈔”。
《東京新聞》稱，明治大學校園內至今仍保留著當時印有日本陸軍標誌的消防栓，但代號“26棟”的偽鈔倉庫因建築老朽已被拆除，代號“5棟”的偽鈔工廠原本也準備解體處理，但在市民團體的要求下得以保存。 (豐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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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6-09-18 首席收藏網